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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新类型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
发布时间: 09:28:29 点击次数:5238   作者:新区检察室
    《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类盗窃行为,不论金额、情节都构成犯罪,这对于以往以数额较大或者次数为盗窃犯罪构罪要件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构成了对传统司法实务的考验与冲击。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三种新类型盗窃罪,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新问题。笔者拟就其中的相关问题略陈浅见。
    一、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还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甚至可能对公民的人身安全形成潜在的严重威胁,为体现从严打击盗窃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修正后的刑法不管盗窃数额多少,直接将入户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
    (一)“入户盗窃”行为的认定
    如何界定“入户盗窃”,目前尚无具体的司法解释。由于入户盗窃和入户抢劫虽然在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方面不相同,但两者都是为了实施侵财犯罪而非法进入他人住宅内,因此两者在入户及入户的非法性上具有一致性,因此,故笔者认为,对“入户盗窃”的界定完全可以参照司法解释对“入户抢劫”的相关规定认定。即界定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实施盗窃的行为。此外需有“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进入他人住所需以实施盗窃等犯罪为目的。盗窃行为虽然发生在户内,但行为人不以实施盗窃犯罪为目的,而是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不属于“入户盗窃”。但是,如果行为人是以实施抢夺、抢劫等侵财犯罪入户,进入户内后犯意转化进而盗窃财物的,笔者认为,对此仍然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二)户内无人时是否能认定为“入户盗窃”
    有观点认为,入户盗窃以户内有人为必要。户内无人而犯罪人入户盗窃时,其社会危害性与一般的盗窃相仿,主要表现为对公民财产权的危害,而对隐私权和对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侵害程度较轻,对生命健康权这一最重要的人身权益的潜在危害基本忽略不计,因此应当视为一般盗窃处理。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入户盗窃是否以户内有人为必要,实际上涉及对入户盗窃侵害的法益的认识。入户盗窃除体现在盗窃行为的违法性外,集中体现的是入户行为的非法性,这种非法性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对户主住宅安宁权的侵害,只要行为人未经户主允许或虽未经户主允许但无合法依据进入公民住宅,就必然侵犯公民的住宅安宁权,而且法律也并未明确规定入户盗窃以户内有人为必要。
    (三)入户盗窃的既未遂问题
    在入户盗窃的既未遂问题上,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入户盗窃是行为犯,行为犯的既遂是以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既遂标准,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进入户内,就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的实行行为已经完成,故应当认定为既遂。另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入户盗窃财物,只有在实际窃得财物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既遂。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对于入户盗窃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应当依据盗窃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来判断。在刑法将入户盗窃单列为独立的盗窃犯罪类型以前,行为人以盗窃财物为目的入户,入户的行为实际上是盗窃的预备行为。而在刑法将入户盗窃列为独立的盗窃犯罪类型时,入户行为已被实行行为化,在行为人以盗窃为目的着手采取撬门窗等手段时,其已着手实行犯罪,此时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撬开门窗(如行为人正在撬门窗时被发现而逃离),也应认定为入户盗窃未遂。但笔者认为,此情形下行为人还未实际侵犯公民的住宅安宁权,只是威胁到公民的住宅安宁权,更谈不上实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情节显着轻微,一般不宜定罪处罚。当行为人进入他人住宅内,未能窃得财物即被发现,或者未找到“中意”的财物离开住宅,或者取到财物后即被发现,后携带财物逃离住宅,在逃跑途中被抓获,均应认定为入户盗窃未遂。以盗窃财物为目的入户只是入户盗窃实行行为的第一个环节,完整的入户盗窃应该是非法入户行为和盗窃财物行为的复合,行为人入户后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实际取得财物,便没有充足盗窃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盗窃罪作为一种取得性的侵财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实际取得财物作为既遂标准。
    二、携带凶器盗窃
    行为人携带凶器盗窃,往往有恃无恐,这种行为以暴力为后盾,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而且对他人的人身构成潜在的严重威胁,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应当予以刑事处罚。最高司法机关尚未就携带凶器盗窃的具体认定出台司法解释,目前能够参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携带凶器抢夺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使用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
    笔者认为,结合以上司法解释,对于携带器械但没有使用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如果行为人为了盗窃便利而携带常用的盗窃作案工具,如老虎钳、撬棍、开锁插片、工具刀等工具,不能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如果行为人为了实施盗窃携带其他常用盗窃作案工具以外的器械,如西瓜刀、菜刀等,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如果行为人为了盗窃携带禁携器械的,不论行为人辩解称其是作为盗窃工具使用,还是为了防止盗窃被发现后作为逃避抓捕的“武器”使用,都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三、扒窃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此次修改,扒窃行为正式入罪。实践中,扒窃构成盗窃罪的合理性仍值得商榷,其不合理性已现端倪。
    (一)“扒窃”独立成罪的现实合理性
    1、刑法可罚性的不合理。扒窃指在公共交通工具或公共场所,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获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行为人行为指向的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而非他人身体,受到侵害可能性的是财产安全,而非人身安全。由于扒窃针对的财产所有人所处场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随身携带财物数额一般是有限的,因而所受的财产侵害性也相对较小。司法实践中具体的案例也印证了以上论述,由此,不论扒窃次数、数额、情节,扒窃者一律入刑的规定缺乏现实合理性。
    2、司法资源的浪费。由于我国刑罚结构中仍以监禁刑为主,扒窃数额再小,仍加以入罪,历经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系列程序,使得原本并不充裕的司法资源更加紧张。
    3、刑罚目的的缺失。刑罚的最终目的不是惩治,而是教育与感化。对扒窃不加任何限制一律入刑的规定能否实现立法初衷,遏制扒窃猖獗趋势,没有足够长的实践时间,答案不得而知,但对于被惩治者回归社会后会因“抵触”或“逆反”情绪而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行为,则是可以预料的。
    (二)“扒窃”独立成罪的内在合理性
    扒窃行为独立成罪的内在合理性应当从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加以探究。第一,定罪考量。《刑法修正案(八)》中将“入户盗窃”、“扒窃”与“多次盗窃”并列,“入户盗窃”和“扒窃”作为盗窃罪追诉的标准之一,不再受时间、空间和次数上的限制。这样,该规定与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对“多次盗窃”的司法解释形成冲突,尽管法律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但这种不一致仍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困惑。第二,量刑考量。我国刑罚主刑中以拘役为最轻,管制其次,尽管两者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正如上文分析,扒窃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财产安全,且是价值相对较低的财产安全,在相对较小的财产安全侵害性面前,这相对较短的人身自由限制显得比较漫长,有失刑罚公允与严肃性。因此,扒窃行为独立成罪的内在合理性不足。
    笔者认为,扒窃行为独立成罪缺乏诸多合理性,但既然法律已将其明文规定为犯罪,首先应坚持正确理解和规范适用。不过在适用过程中,应当紧密结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在扒窃行为构成盗窃犯罪中,如果行为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考虑不以犯罪论处。
                       (作者:可睿  新区检察室一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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